深圳原副市長思考合肥模式:我們過去長期低估了合肥這座城市

發布日期:2021-12-07
文章來源:澎湃新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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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安徽省會合肥近年來被外界解讀為“最勵志、逆襲最成功的城市”。從經濟數據方面來看,合肥從2000年之前的排名全國90位左右,到2020年位居全國第20位,整整前進了70位。

      一時間,江湖上到處流傳著合肥的各種傳說:“最牛風險投資機構”“合肥,一座‘偽裝成城市的投行’” 等一系列解讀“合肥模式”的文章,如潮水般涌來。

     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,今年11月27日,在深圳舉行的一場“走進頂級商學院系列活動”中,哈爾濱工業大學(深圳)經管學院教授、深圳市原副市長唐杰發表了主題演講《推動轉型與創新增長的政策體系研究》,從他熟悉的深圳的視角分析了“合肥模式”。

      唐杰發現,將美國上市公司和我國上市公司對比,會發現明顯不同的特征。美國的信息技術、通訊服務、醫療保健占比較高,在我國這些領域占比卻偏低,而金融、資源類企業占比極高,等于是誰占有資源,誰就可以獲得激勵,對于創新的激勵是不夠的。

      唐杰認為,我國要建立創新型國家,但如今大量的科學研究卻和產業無關。因此在《中共中央十四五規劃綱要》當中,就提出了要進行科學體制改革,讓大學、企業、政府能夠一體化地相互圍繞創新。合肥的模式,或許就可以作為案例參考。

     2000年,作為安徽省會的合肥,人均GDP還低于全國平均水平。但如今的合肥GDP總量已經超過萬億,人均GDP達到了全國平均水平的1.6倍。

      合肥為何能夠在二十年間獲得如此巨大的增長?正在于其政府將產業與科學的有效結合。

      對此,唐杰舉了合肥最經典三個案例:與京東方合作,做顯示技術;與蔚來合作,做新能源汽車;與長鑫存儲合作,建設中國最大的儲存芯片生產基地。這樣的能力并不是合肥“突然具備”的,而是合肥長期以來的厚積薄發、以及科學的決策制度共同作用下的結果。強大的科技實力,來自于合肥扎實的科學產業。

      合肥怎樣突然具備了這樣的能力?

      唐杰分析:“大家到合肥去,可以看到合肥是我們過去長期低估的一座城市,它是中國的國家科學中心,它有中科大、有12個所,全國已經建成和正在建設的38個重大裝置當中,有8個在合肥,這是一個科學家云集的城市。歷史陰錯陽差把中科大送給了安徽,安徽省會搬遷就到了合肥。他們講故事,說中科大搬遷的時候,一路上很多地方想要,最后湊湊不夠糧票,養不起幾千科學家,在鄭州停留了兩天,鄭州沒湊齊糧票,到了安慶,安徽領導人說我再窮,我要把糧票湊齊,你就不要走了。然后用了安慶一個師范學院的校址,后來才有了中科大。陰錯陽差,50年前一個歷史的誤會,它從北京出走,落到合肥,合肥因此成為中國的創新中心?!?/span>

      對比深圳與合肥,唐杰提出:“咱們(深圳)現在只有一個中科院的一個先進技術研究院,還沒到重大?,F在深圳只有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——鵬城實驗室,那是深圳自費鬧革命鬧來的。共和國歷史上,沒有說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地方提議、地方掏錢,打了三年游擊戰,然后就變成國家的了,而且只有一座,大家可以看合肥有多少?!?/span>

      當然合肥還有一個特點,合肥在大規??茖W研發上的投入極高。

      唐杰總結:“我們看一下合肥是怎么變化的,大家看這個位置就知道,顯然比我們深圳這個位置好,我們這個位置還不比長春好,長春距離中國主要消費中心的位置比深圳還要近,深圳的區位是出海最好的,開放大循環最好,但你要走向對內和對外兩個循環,看起來還是合肥更好?!?/span>

      “合肥是一個什么地方?15年前合肥是沒有鐵路的,合肥要上鐵路,從合肥出去,坐省線,到蚌埠才能轉國家鐵路,而現在合肥擁有了米字型高鐵線路,大家想一想深圳有幾條高鐵呢?合肥還馬上要變成12條高鐵的匯集地了。在高鐵時代,一座城市因為高鐵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空間位置,合肥就是這樣一個典型?!碧平苷J為。

      而對于合肥科學決策制度的認識,則來自唐杰一段與合肥交流的經歷。

      唐杰在演講中介紹:“我去合肥,合肥人跟我說所有重大項目不僅僅是政府決策的,也不僅僅是市委決策的,不僅僅是人大常委會決策的。政府項目引入之后,要報給市人大財經委,財經委審完之后報給主任辦公會,主任辦公會以后給常委會。我就特別好奇,你們不嫌這樣的流程很長嗎?他說不長,我可以平行就報了。我說報了有什么好處呢?他說人大財經預算委有大量社會人士,主任辦公會里面有大量從政府出來的老領導,人大(常委會)常委則是三類人:政府部門、大學和金融界/產業界。為什么合肥的項目相對成功呢?這就是成功的關鍵:廣泛地征求意見,最后還要通報給政協,能夠明確建立容錯糾錯機制,建立一個科學的決策制度?!?/span>